刘伯垂，名芬，1887年2月出生，鄂州市段店镇刘家弄村人。他是我党的早期工作者，是湖北共产党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刘伯垂22岁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法科，结识了孙中山、陈独秀等人，加入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刘伯垂学成回国就职于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篡权后他愤然辞职,于1918年赴粤出任广东军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法科出身的刘伯垂重视法律和民权，尊崇社会发展规律。1919年，刘伯垂在广州主办《惟民》周刊，宣传革命思想。在《发刊旨趣书》中，刘伯垂写道：依赖某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攻打另一方，“卒皆特种主义之成功，而非惟民主义之收效。”他强调，思想守旧与依赖某方势力的观点极为危险。“此二念不去，未有能自觉者也。不自觉，宁自动。不自动，宁自决于德谟克拉西（指民主）”。此时，刘伯垂开始关注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将之视为“现代专制与军国主义之结束。”他疾呼，当今之世，凡是想保持国家之独立民主，“莫不亟之于解放政策。”1920年夏秋之交，刘伯垂辞官北返武汉，途经上海时，会晤了在日本留学时的文字学老师陈独秀。多次交谈后，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入党后受陈独秀派遣，回武汉筹建湖北的共产党组织。

　　刘伯垂回武汉后，分别找到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等人秘密交谈，由于这些人都已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志向一致，都同意加入共产党，赞成成立党组织。1920年10月的一天，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赵子健、郑凯卿7人共聚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寓所，刘伯垂主持召开会议，他报告了上海共产党成立经过及组织状况；组织大家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起草的《共产党纲领草案》等文件，讨论制定工作纲领和组织生活制度。正式成立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推选了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负责组织，张国恩负责财务，由刘伯垂提议，推选包惠僧任书记。会后，刘伯垂用从上海带回的建党经费，租下位于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昌多公祠5号为支部机关，门前挂着“刘芬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以作掩护。

　　武汉支部成立后，刘伯垂和其他同志一道，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吸收了林育南、项英等人入党。组建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办了支部机关刊物《武汉星期评论》。他在吸收新党员时，主张重点考察革命性。在讨论律师施洋入党问题时，党内存在较大分歧，认为施洋有风头主义倾向，刘伯垂力排众议同意施洋入党，他说：“只要他革命，风头主义何害？我们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学究，怕那些干什么？我同意他加入我们的党。”他还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开展宣传，发动并领导了多次工人罢工，并取得了局部胜利，迫使资本家增加了工人工资。1923年，刘伯垂和项英、包惠僧、林育南、项英等人为反击军阀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参与组织和发动了中外瞩目的“二七”大罢工。

　　1923年，中共中央号召共产党员帮助国民党改组，刘伯垂先后负责筹建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执行部。次年1月，他以国民党湖北代表的身份出席国民党一大。双重政治身份，是刘伯垂开展革命斗争的一大优势，1926年1月，刘伯垂作为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出席国民党“二大”，受中共中央派遣，他提前赴粤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任大会秘书处文版主任、“工人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他以无畏精神同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国民党右派干扰破坏大会召开的阴谋彻底破产。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刘伯垂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书记长。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刘伯垂和董必武等人在武汉大力发展工人组织，宣传北伐意义，发动工人罢工，声援北伐。9月，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兵临武昌城下屡攻不破时，刘伯垂和董必武与攻城别动队司令梁瑞堂联系，利用各种统战关系，策动守军宋大霈部6个营起义，为北伐军攻克武昌作出了重大贡献。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后，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武汉行营，刘伯垂任行营秘书室主任。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步蒋介石的后尘，在武汉举行“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为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7月18日，刘伯垂和董必武等共产党员登报申明，辞去所任国民党的一切职务，退出国民党，转入地下斗争。年底，武汉军警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刘伯垂幸免于难，潜赴日本，翌年回国，隐居上海。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坚持“左”倾路线，排斥异己，大搞宗派主义，刘伯垂因陈独秀介绍入党之故被开除党籍。1936年秋，刘伯垂因患严重肝病，病逝于上海金神父路寓所，终年50岁，留有译作《无产阶级论》及《新方言补遗》、《尔雅小记》等著作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