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初，侵华日军对正面战场加快了进攻节奏，为牵制日军南进，鄂豫边区党委奉中央的指示，令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主力南下，开辟以鄂南大幕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区。大部队挺进江南，首先要突破长江天险，建立一条通向鄂南腹地的我军交通生命线迫在眉睫。3月，中共鄂南中心县委命鄂城县委书记陈大发亲自负责，与十四旅四十一团一营教导员秦大俊一起开辟一条新的长江水上交通线，建立能保障大部队行动的水上交通站。

　　陈大发等对鄂城沿江地区进行了周密考察，决定在燕矶池湖港建立交通站。池湖港港宽水深，港岸两边居住有数十户船民，世代以水运为生。还有5家小店铺，为船民和过往客商服务，形成了一个沿江小商埠。池湖港上游约有100多条船，大的吨位约30吨，一般都在10吨左右。这些船只，大多数都停泊在池湖港，每天总有三四十只船停在这里待货。同时，长江对岸的黄冈长圻寮渡口，也具备建立交通站的有利条件。陈大发和秦大俊决定，双管齐下，两岸同时开展工作。

　　船民佘植富，20多岁，平时行事敢作敢为，在池湖一带船民中很有威望。陈大发多次找佘植富谈心，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共产党抗日宗旨，佘植富欣然同意建立水上交通站。接着，秦大俊也过江考察池湖港，他与佘植富彻夜长谈，坚定了佘植富带头抗日救国的决心。佘植富积极发展骨干，很快将上至五丈港，下到燕矶、团山、三浃港的船民组织起来了。交通站成立后，佘植富任站长。

　　池湖水上交通站以相邻的五丈港、池湖港、燕矶港为主要渡军港口，为了防备不测，佘植富在下游的三浃港发展船民袁顺才开辟了一条备用交通线。同时，江对岸的长圻寮交通站也相继建立，长江两岸形成了江北长圻寮——江南池湖——麻羊垴——鄂南腹地我新四军十四旅跳跃南北、骑江作战的交通线。中共鄂大工委为加强对交通站的领导和安全保卫，把池湖交通站划归杨岭武工队领导，安排武工队员在五丈港至泥湖港沿线监视敌情，保障水上交通站的安全。

　　由于当时的斗争环境十分恶劣艰险，交通站的活动必须机警、秘密。鄂大工委专门购置一条新船，由站长佘植富和另一名交通员驾驶。少数人过江，或传送情报，都是由佘植富亲自驾船。他平时每天就守在池湖港，常在小铺子里“闲座聊天”，观察往来人员，侦察情况，等待任务。每天傍晚，佘植富要到渡口看看停有多少船、是哪家的船，随时准备应对紧急任务，如需大批船只就直接到各户派船。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交通站掌握了日伪巡逻的活动规律，一般渡江都安排在晚上敌舰巡逻的间隙间进行。1942年7月30日夜，池湖交通站在长圻寮交通站的配合下，安全地将新四军五师参谋长刘少卿率领的特务团和十四旅政委张体学率领的四十二团二营共1500多人南渡长江，保障了部队及时地投入谈傅刘战役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新四军主力部队数度挺进江南，鄂城、黄石的日军遭到沉重打击，遂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巡逻舰艇对主要渡口实行监控。1943年春，国民党顽军出动大批军队，向鄂南根据地压来，日伪也加强了对沿江抗日根据地的清剿，新四军十四旅副旅长熊作芳率领的主力部队奉命火速撤回江北。当部队来到鄂大时，日军军舰就停泊在池湖港口。部队渡江在急，从池湖渡江已不可能，佘植富二话没说，立即赶往三浃港备用交通站，找到了袁顺才。经了解，三浃港江面尚未发现异常情况。佘植富火速赶回部队驻地，建议部队立即从三浃港过江，熊作芳采纳了他的意见。在三峡船民的大力支持下，部队连夜安全地渡过长江。第二天，日军就加强了三浃一带江面的控制。

　　交通站不仅负责渡江，还要负责过江人员的食宿，佘植富的家就成了党政干部的歇脚点。1942年仲秋，秦大俊率一连深入鄂南完成侦察任务后北返，风尘仆仆来到交通站。佘植富急忙将部队带到沙塘汪家榨屋，安排伙食，让战士们在榨房里休息。夜晚，佘植富又亲自驾船把他们送往江北。

　　1945年2月14日，南下支队副司令员郭鹏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一部和罗通率领的新四军五师四十一团共1600多人从池湖交通线渡江南下。这天正是农历除夕，大雪纷飞，池湖交通站动员五丈港、池湖港和泥湖港船民，出动了大小近百条船，连夜顶风冒雪抢渡，保障了部队安全、及时渡江。八路军三五九旅大多是北方人,不识水性，从延安出发前，就把长江作为南下途中的最大障碍。结果不费一枪一弹，不损一兵一卒就跨越了长江天堑，全体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对池湖交通站给予了高度赞扬。

　　1942-1945年，池湖水上交通站在敌人眼皮底下，机智勇敢地冒险抢渡，接送党政干部、新四军指战员达数万人次，安全、出色地完成了每次渡江任务，使长江天堑变通途，被鄂豫边区誉为“江南水上尖兵”。